春节中华民族神圣传统的生活叙事

　　一个民族国家是不可能没有神圣意识的, 当某种神圣意识经过较长时段的传承凝结为全社会的传统之后, 它就必然会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有所体现, 并进一步对该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社会凝聚等方面起到特别的作用。中华民族的神圣意识并非只在春节中才有体现, 然而它却在春节期间有着特别集中而突出的展示与培育, 并以多样化的民间生活叙事为支撑。各地民间流传的“岁暮神仙多”一说, 正是对春节这一神圣时段的形象化说法。春节的神圣传统, 体现于诸多年俗之中, 多以家庭、家族为单元而进行, 并在向周边地缘社区的灵活延伸中连带起整个社会。作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产物, 春节几千年来在民众的生活中传承、发展, 积淀了极为丰富的文化意蕴, 它既有普遍的节庆意义, 又在不同区域呈现丰富的地域色彩, 对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凝聚各族民众情感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历史上看, 春节的神圣传统是在数千年中华文明史上不断层累而成的, 并在近现代社会中经历了一个失落与重塑的过程

　　甲骨文中的“年”字, 是果实丰收的形象, 不难理解, “年”与农作物之间的确具有密切关系。许慎在《说文解字》中, 即认为年的初始含义是“谷熟也”。《梁传》记载:“五谷皆熟为有年, 五谷皆大熟为大有年。”这里所谓“有年”便是指农业有收成, “大有年”意即农业大丰收。在“大有年”的时候, 人们往往会有“庆丰收”的冲动。据载, 早在西周初年人们就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庆丰收活动。而“年”字的频繁使用也正是始于周代。《尔雅》对“年”的注解是:“夏曰岁, 商曰祀, 周曰年。”此时, “年”指的是指谷物生长的周期, 一年之分为四季, 是根据农作物的生、长、收、藏的循环规律而定型。谷物一年一熟, 年节一年一次。

　　当农作物收藏之后, 田间农活暂告结束, 人们用新米做饭、酿酒以酬谢神灵、祖先, 祈求来年再获丰收, 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年一度的规律, 这就是一年一度的“腊祭”。周代这种欢庆丰年的祭祀活动, 并没有固定之期, 因此还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节日, 但由于每年在寒冬时节都有收获后的庆祝仪式, 这就为以后一年一度的春节的定型奠定了基础。直到汉代, 社会较为稳定, 经济日趋繁荣, 而“观象授时”的经验越来越丰富, 司马迁创造“太初历”, 确定以夏历正月为岁首, 正月初一为新年, 把二十四节气纳入历法。此后, 农历年的习俗就一直流传下来, 正月初一这天因为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 逐渐有了“上日”、“元日”、“朔旦”、“元正”、“正日”、“正旦”、“正朝”、“开年”、“开岁”、“芳岁”、“华岁”、“三元” (岁、月、日之元) 、“三朝” (岁、月、日之朝) 等种种说法, 其中以“元旦”之说影响最大。《说文解字》中对“旦”字的解释为“从日见一上;一, 地也”, 表示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 即早晨之意。因为它同时还表示一年的第一个早晨, 正月的第一个早晨, 所以新年也被称为“元旦”和“正旦”。农历“元旦” (即今之所谓春节) 的神圣色彩与它作为年度时间的起始密切关联, 所以后来它成为人们心目中自然与社会的最重要、最神秘的节点, 并非偶然。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 清朝统治被推翻, “中华民国”建立, 南京临时政府决定采用公元纪年, 并将公历的1月1日定为“新年”, 将农历正月初一称作“春节”。按照政府规定, 机关、学校在公历“新年”时照例放假。1949年9月27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使用“公历纪年法”, 同时规定春节放假三天[1]。然而时至今日, 民众仍未将公历元旦 (即“阳历年”) 视为重要节日, 该节对于民间日常生活没有多大影响。在人们心目中, 唯有农历元旦即“春节”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过年”。

　　总的说来, 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农历节日,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处境尴尬, 常被视作阻碍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旧文化的一部分。很多节日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冷落、轻视甚至批判, 只有春节、清明等极少数节日在被有计划地予以“革命化”改造之后, 允许在现代生活中具有一席之地。然而, 从更长时段看来, 中国文化毕竟具有相沿成俗的品格, 民俗则是其永恒的母体, 传承数千年的传统节俗如温厚的地母一样培育着中国文化一脉绵延不息, 即使在最“革命”的时段亦然 (1) 。

　　依此看来, 自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掀起的“民俗热”, 正是绵延数千载的民间传统真力显现的必然结果, 其高温不退自在情理之中。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 非物质文化保护的热潮在我国日益风起云涌, 直至2008年国务院对国家法定节假日的调整、2009年文化部重大调研项目“中国节日志”的启动等, 其实都是我国政府日渐鲜明的文化自觉意识所致, 也是上述“民俗热”日益走向深化的必然结果。

　　二、从中国社会的生活—文化结构来看, 春节表现为神圣与世俗的二度转换

　　我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农耕生活, 一直延续着以年度为周期来安排生活的习惯。在一年中, 有农忙, 也有农闲, 由此构成了民众岁时生活的大致节奏。农事之忙, 是为了解决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之忙;农事之闲, 则是人们集中满足心理需求的精神生产之忙。二者之间又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关系——农事之忙, 使人们能够有足够的物质生活资料作保障, 从而从事各种各样的精神活动;精神活动之忙, 则按照乡土社会的规则调谐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以及个人的精神世界, 如斯方能保持村落生活的日常秩序与农忙时节的生产秩序。一言以蔽之, 农事再忙, 也要挤出“闲”, 以便从事精神活动之“忙”。这样看来, 春节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设置, 它对应的是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集中需求。这不仅通过铺张奢侈的饮食、闲暇游乐的生活等方面表现出来, 也体现于春节期间高密度的一系列信仰仪式活动。这类信仰仪式活动除了调剂生活之外, 对民众日常生活乃至整个乡土社会都会发生一定的影响。

　　从严格意义上讲, 春节不是一个节日的单元时间, 而是一个节期的系列时段。在传统社会中, 人们一进腊月就要“忙年” (所谓“一进腊月就是年”) , 逐渐进入春节特殊的神圣时空之中。人们的春节意识其实就是在腊月里的忙碌中逐渐被唤醒的, 直到“出正月”或二月二“龙抬头”之时, 才重又回到日常生活的轨道上来, 这种变化过程体现出世俗与神圣之二元世界的两度转换。二月二是春节系列中的最后一个节日, 是春节终了、常业开始的标志性时间, 从此人们要停止以娱乐消遣、社会交往、祈祷神灵为中心内容的春节生活, 步入生活生产的常态, 因而它具有标志性意义。比如在江苏盐城, 人们要在二月二这天晚上落下在整个正月里高悬的红灯, 叫做“落天灯”。无独有偶, 在辽宁本溪沙河沟村, 满族村民在大年三十之前都会在院内竖起“灯笼竿”, 此后每天都要在黄昏之时点燃灯笼, 使之彻夜长明。这个灯笼竿最后要在二月一日清早放倒, 因为当地村民认为:“二月二, 龙抬头了, 那家里首先就得把灯笼竿子放倒, 这就表示‘年’已经正式过完了。” (2) 这些, 都是象征性地表达春节至此结束的一种仪式。

　　每至岁末年初, 各地人们都要举行一些大大小小或严肃或娱乐的节日仪式, 辞旧迎新。年节是新与旧交替的转折点, 因此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围绕这一主题进行。进入腊月, 乡民就开始赶集忙年, 一点一点置办年货。老北京有首《年谣》唱出了“忙年”的大致程序:“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 过几天, 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 糖瓜儿黏;二十四, 扫房日;二十五, 炸豆腐;二十六, 炖白肉;二十七, 宰公鸡;二十八, 把面发;二十九, 蒸馒头;三十儿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去拜年:您新禧, 您多礼, 一手的面不搀你, 到家给你父母道个喜!”人们根据约定俗成的惯例, 给年关时节不同的自然时间赋予不同的文化意义。于是, 自然的时间运转与人们的习俗行为, 共同营造出浓浓的年味儿。诸多年俗有着严格的时间界限, 并最终落实于一系列的生活实践中, 构成了一个心理期待、满足与释放的完整过程。人们在忙年的同时, 世代积累下来的有关“年”的神圣意识也被激活、重温, 春节因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及地方知识传承、强化的集中时段。

　　年俗中神圣与世俗的二度转换, 彰显出春节鲜明的农业文化特色。春天是自然万物和生命孕育的开始, 春节的设置是我国先民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对天地运行规律的一种生命感悟和文化显现。它产生于我国传统的农业社会背景之下,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渗透着浓厚的生命意识。以“年”为中心的一系列民俗活动系从农业文明中孕育出来, 又不断强化着我国农业文明的演进过程。从春节的时间边界来看, 它主要是一种农事活动的标志, 其中凝结着民众对自然万物的长期观察与领悟, 又积淀着一份立足于乡土的生活期望与生命理想。一言以蔽之, 春节既是大自然季节交替的周期之始, 也是乡民个人生活的新起点, 更是乡土社会群体生活的共同节点。人们将对未来的希望、憧憬通过年俗表达出来。把春节视为生命和生活周期轮回的起点, 使得人的生活贴近自然节律。就此而言, “节”不仅是一种间断, 也是一种生活节奏的调节和精神状态的调整。诸多年俗, 从不同的方面体现出生命长存、灵魂安宁、子孙绵延、亲情永恒和社区和谐的观念。在看似松散的系列年俗事象中, 有一种无形的整合力量, 使得这些零散的生活习俗成为有序系列中的有机环节。这种无形的力量, 最初发轫于人向自然寻求契合的努力, 乃是出自农业生产自身的要求[2]。此后, 它们凝结成一种比较稳定的象征意象世代传承, 并被附加了越来越丰富的习俗、传说和仪式, 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天人合一思想, 体现出中国人的生命活动与自然气候节律和谐共振的自觉追求。

　　三、春节的性质, 是中华神圣传统的生活叙事

　　毋庸置疑, “年”是中国最隆重、最热闹的节日, 积聚了一年的情感与期待经过充分酝酿, 集中爆发, 慢慢消歇。当自然的时间进入春节这样特殊的民俗情境中时, 人们的所感所想、一言一行就都具有了文化象征的意义。当人们约定俗成地、自觉不自觉地以“忙年”、“过年”的方式进入春节特有的情境之中之后, 诸多年俗一次次地在各地民众生活实践中反复, 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神、人与祖先沟通交流的神圣时空得以构建, 中华民族的神圣意识得以传递, 神圣传统得以强化。一言以蔽之, 春节的神圣感是以多样化的生活叙事为支撑的。

　　真正意义上的春节, 一般是从灶王爷升天的这天——腊月二十三揭开序幕的。腊月二十三俗称“过小年”, 从这天起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段时间, 就被称作“过年”或“大年下”。正是祭祀灶王爷的仪式——“辞灶”, 引导人们进入了与神灵交流的信仰生活之中。

　　腊月二十三日的祭灶与过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 在一周后的大年三十晚上, 灶王爷便会带着主家应该得到的吉凶祸福, 与其他诸神同返人间。灶王爷被赋予了为天上诸神引路的职能。诸神在过完年后再度升天, 只有灶王爷会长久地留在主家的厨房内, 继续保护和监察这家人的生活。迎请诸神的仪式称为“接神”, 迎请灶王爷的仪式便被称作“接灶”。接灶仪式是很简单的, 届时只要换上新灶灯, 在灶龛前燃香就算完事。辞灶仪式多在黄昏入夜之时举行, 各家揭掉旧的灶王像, 只留下画像下面所附的“马子” (俗谓灶王爷的坐骑) , 换上新的, 并在两旁贴一副“上天言好事, 回宫降吉祥”的对联, 横批是“一家之主”。传说灶王爷升天后, 会向玉皇大帝禀报这家人一年来的善恶行为, 玉皇大帝将据此实施奖罚措施。所以, 人们要在这一天多做糖瓜、糯米饼、黍糕一类甜而黏的食品, 为的是让灶王的嘴儿变甜, 多说好话, 或是粘住灶王的嘴, 不让他上天说坏话。根据南宋诗人范成大在《祭灶词》中的记载, 当时祭灶的供品已是相当丰富:“古传腊月二十四, 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 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熟双鱼鲜, 豆沙甘松米饵圆。男儿酌献女儿避, 酹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 猫犬触秽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门, 杓长杓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有些地方的乞丐还流行一种“送灶神”的独特习俗, 他们乔装打扮, 挨家挨户唱送灶君歌, 跳送灶君舞, 以此换取食物。

　　自送灶神上天至除夕迎回, 其间人间无神管辖, 百无禁忌。旧时, 民间有“结婚莫过二十三”的讲究, 提醒人们在临近年关时节尽量不行婚嫁之事, 以免搅乱忙年秩序。但与此同时, 民间又有“赶乱岁”之俗, 凡在腊月二十三以后举办的婚事, 赁轿子钱、轿夫的脚力钱和请乐班子的钱都要一律省去, 只需管顿饭就行。“赶乱岁”是民众自行设计的特殊民俗, 显然是在为结婚困难的穷家户提供便利, 不过人们一般都不愿沾这个光, 以免落下“穷得结不起婚”的名声。

　　祭灶过后, 意味着年节备办工作正式拉开序幕。每年腊月二十三之后就要开始“扫尘”, 即年终大扫除。按照民间说法, “尘”与“陈”谐音, 扫尘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等统统扫地出门, “除陈布新”, 表达的是人们破旧立新的强烈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美好祈求。在大年三十这天, 我国普遍流行贴挂春联、年画、剪纸的习俗, 寄寓万象更新之意。早就洒扫一新的乡间民舍, 有了鲜艳的春联、年画、剪纸的装点烘托, 立刻发散出一种神秘、祥和、喜庆的年节气氛。“一夜连双岁, 五更分二年”的除夕之夜, 于不知不觉中悄然来临。一些人彻夜不眠守岁到黎明, 只为体验那“爆竹一声除旧岁, 桃符万户换新春”的神圣时刻。而在大年初一这天, 人们便会借拜年之机, 走家串户欣赏、品评各式各样的春联、年画、剪纸。这些五颜六色的民间工艺品, 注定将陪伴千家万户历经风雨四季阴阳昏晓, 直到下一个年节到来时才被恋恋不舍地替换下来。

　　相对于天地全神而言, 我国民众对祖先的祭祀仪式要更加讲究, 这可能与其心中“求神不如敬祖”的观念有关。年节是祭祖活动的集中时段, 在鲁中地区, 每到大年三十下午, 家族中的男人便纷纷走向自家墓地迎请“列祖列宗”回家过年, 基本程序包括压坟头纸、焚纸、烧香、奠酒、放鞭炮、磕头等, 一般不摆放供品。迎请至家后, 便会悬挂起家堂, 摆放供品, 为刚从墓田归来的祖灵安排一个安身之处。供品一般是“五个碗”和两碗饺子, “五个碗”即猪头肉、粉条、鱼、豆腐、饭米。到了大年初三天不亮时, 就要烧香磕头将祖灵送走, 家堂自然也就取下卷起藏好。之所以要在大年初三将祖灵送走, 据说是因为要避免让有着外族外姓身份前来省亲的已嫁女儿“撞着”, 可能与某种传统的防范心理有关。

　　除夕是“规矩”最多的一夜, 动辄犯忌, 如忌说不吉利话、忌挑水、忌掏灰、忌洗衣、忌担水、忌打碎物什、忌骂人、忌扫地、忌泼污水于地、忌看病、忌吃药、忌动针线等等, 而与忌睡眠有关的守岁之俗则是其极端表现。这类禁忌习俗在全国各地的长期流行, 反映了人们在辞旧迎新之际的某些担忧和期盼, 诸多禁忌的设置是为了保证人神之间和谐交流的顺利达成。

　　在大年三十深夜子时, 北方地区讲究在鞭炮声中开始煮水饺, 认为吃了水饺才意味着确确实实地又长了一岁。按照传统规矩, 第一碗水饺是要供奉祖先的。供奉时, 家中除了尚未出嫁的女儿, 其余人等不分男女老幼都要行叩拜礼。正月初一凌晨, 人们就开始到家族中的长辈家里拜年。一进门, 先要拜对方家里悬挂的家堂, 磕满三个头, 再给家里的老人磕头拜年。此时, 最活跃的是各家孩童, 他们纷纷跑去给本家的长辈磕头, 要实实在在地跪下, 清清楚楚地磕头, 长辈便会给他们数目不等的“压岁钱”, 又叫“百岁钱”。而到正月十五的黄昏, 每家还会到自家坟前祭拜一番, 意味着这是一家人和先祖在今年里的最后一次团圆, 下一次团圆则要等到来年的大年三十。

　　当然, 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春节在其发展过程中积淀了极为丰厚的节俗, 并在各地有着不同的表现, 要想理清这一节日的脉络谈何容易。事实上, 春节节俗的建构既与广泛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相联系, 又与地方性因素乃至个人行为相联系, 因而对于年俗的梳理, 不是将不同地区的节俗予以简单归类的问题, 而是一个发掘地方文化状态、探寻民间文化逻辑的过程。可以说, 在官方历史的另一面, 各地民间一直在通过对年节传统的建构传承着自己的历史, 形成了记忆历史、表征文化的各具特色的生活叙事。因而, 春节在空间区域与历史向度上的延展, 正是积聚民众集体智慧、承载传统道德理念的地方化表现。只有通过踏踏实实的田野考察和反复的区域比较与综合分析, 才能更清晰地发现寓含于诸多年俗之中的历史积淀与民间文化逻辑, 凸显春节在中国社会的生活—文化世界中的功能意义。

　　四、结语

　　在传统乡土社会中, 世俗生活需要信仰的导引, 而神灵世界也离不开乡民的维持, 春节期间由神圣与世俗交织而成的种种信仰活动概由此产生。从民俗学的意义上来说, 诸多“过年”仪式, 是人们为了顺利度过辞旧迎新之际这一重要的时间“关口”而预作的文化设置, 具有“边缘礼仪”的性质。这些信仰仪式其实就是在家族社区中定期上演的一种“社会戏剧”, 旨在定期地清理人们生活中的不和谐因素, 强化其文化认同意识与内部秩序感。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 是人们的内在心理需求。人们以敬神的名义完成春节期间的种种仪式活动, 借以调谐现实中的人际关系。这些仪式所以能够长期传承, 是因为人们在其中寄寓着常在常新的生命情感与生活愿望, 并在千百年间将这种生命情感与生活愿望凝聚为一种群体意志, 成为我国传统乡土社会中的某种整体性文化诉求。在国民心目中, 热热闹闹的春节活动便象征着过日子的红火与生活社区的和谐美好, 而一旦抽离了其中的神圣意识, 是不能算作真正的“过年”的。面对当今人们关于年味越来越淡的感慨, 有如下几个方面需要引起我们注意:

　　一、春节所延续下来的神圣意识需要尊重, 春节的神圣传统需要以种种方式促进以使在当今社会中得到传承。传统社会中的年节, 是借助于较长的节期、繁复的祭神仪式、多样的人生仪礼、丰美的食俗、热闹的游艺活动以及诸多禁忌、传说、俗谣等, 成功地营造出神圣又不失热闹的“年味”的。其中, 祭灶、请财神、敬祖、拜年、饺子、腊八粥、鞭炮、春联、福字、年画、花灯、灯谜等, 是传统年节中比较稳定的元素。如何在继承丰富多样的传统年俗的同时, 寻找、设计出适合当今人们需求的新元素, 营造出庄重肃穆与欢快热闹兼具的新“年味”, 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二、遵循以文化整体观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民俗学理念, 尽快完成对各地年俗的田野调查工作。目前, 以田野作业为基点, 从生活实践层面展开的春节个案研究比较薄弱, 也就难以从整体上对春节的源流、内涵、特征、功能意义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强调社区内部知识所具有的整体性特征, 从功能与意义的层面去切近民众的知识形态, 这是准确理解与描述春节民俗的唯一路径。春节文化的弘扬不一定要以文化普及的形式去教育民众, 但可以将学者在细致调查后精心梳理出来的丰富节俗广为传播, 为当代民众提供欢度春节的多样化选择。

　　三、我们还应注意到在当今现代化、全球化的语境下, 春节民俗变迁与区域文化认同、经济发展状况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时至今日, 传统年俗在社会功能、文化意义等方面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如何促成春节文化的现代性转换, 在当代文化格局中重建春节与当下社会的语境关联, 使之在当代和谐社会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 应是我们所特别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