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天理”信仰

　　法文化可以视为一个民族在“法”这个侧面的制度建设、物质技术、思维方式、价值系统、行为模式等的统合，是一个民族在“法”的方面的一套“生活方式”。司法文化或曰诉讼文化是法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法文化中最为生动和活跃的因素，也是最能体现法文化特质的领域。对“天理”的遵奉构成了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信仰特质。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天理”信仰对当今司法仍有意义。

　　“天理”之于传统司法文化的意义

　　信仰是对思想、学说、主义的信奉和遵从，是人们精神世界的本质力量。信仰并非完全与世俗无关，它是一套关于神与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观念体系。它表明对各种关系的理解与态度，也是是非善恶的标准；它支配人们的思维、选择和行动，从而影响政治、经济活动和社会秩序。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天理”的信仰源于对“天”的认识。天，至高至远，浩渺无极，神秘莫测，有着世人无法触及而又对之充满敬畏的神圣性。在孔子那里天的神圣性是多重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是万物的创造者，是一切自然现象及其变化的根据；“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是人的生死、命运、地位、财富的决定者；“天生德于予”“天纵之将圣”，天是圣人的缔造者和庇佑者；“畏天命”，天是人无法左右的神秘、强大的力量。董仲舒在敬天畏天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天人感应、天谴的系统的神学体系。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天的观念深入人心和日常生活。

　　“天理”之于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类似于“自然法”之于西方法文化。天，有自然之义；理，有公理、义理、道理、原理、规律、法则之义。 “天理”具备自然法的所有性质和功能。“天理”符合人的理性，天人相通，天人合一；“天理”作为最高的权威，支配世间的立法者，“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天子“口含天宪”，言出法随，代自然立法；“天理”是世间是非的最后评判者，可以纠正俗世司法的过失。“天理昭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世间的判决最终要受到“天理”的检验。

　　传统司法文化中的“天理”信仰的体现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天理”信仰表现在诉讼中“天”的观念的影响以及法庭审判仪式等方面。天理、天时、天谴、天断等信念及实践，是“天理”信仰在司法文化中的集中体现。

　　“天理”是核心和依据。众多的俗语反映了民众将诉讼与“天理”联结起来的社会集体意识，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伤天害理”“天理难容”“无法无天”“天理昭昭”“神明如电”“神鬼无欺”等。从某种意义上讲，天是纠纷和诉讼、是非黑白的最终裁判者。

　　“天理”对司法官而言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天之理，至公而无私。断狱者体而用之，亦至公而无私。”明代府州官祭祀鬼神的祭文也充分显示了对“神鬼无欺”的信奉。其大意是，一府境内人民若有忤逆不孝、奸盗诈伪诸种顽恶奸邪之行为的，“神必报于城隍，发露其事”，使遭刑罚；即便是“事未发露”，也必遭阴谴，使“举家并染瘟疫，六畜天蚕不利”。反之，若孝顺父母、和睦亲族、遵守礼法，“神必达之城隍，阴加护佑”，诸事顺遂、家人平安。至于府州官吏，“如有上欺朝廷，下枉良善，贪财作弊，蠹政害民者，灵必无私，一体昭报。”

　　审判行刑亦应遵循天时，“顺天时之令”成为中国古代司法的一项原则。《礼记·月令》中说，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狱讼”，认为春天是万物萌生的季节，不宜审讯、拷打、行刑。夏季是生机勃发的时节，只适合于处理轻微刑事案件，还要给狱囚以解除戒具、增加饮食等待遇。秋天为萧瑟凋零之季，此时整饬法令、查验案情、决断狱讼等各项司法工作应全面展开，以顺天道肃杀之威，“施刑害杀戮之事，所以法天时行义道也。”至于冬季，则应当及时行刑，以防狱吏结党营私，使囚犯躲过行刑之月，既败坏法令，也延长了对囚犯的监禁。自汉和帝始，顺时令断狱成为定制，为后世所沿袭。

　　天谴是“天理”作用于司法的显著方式。古人认为诉讼中的冤抑或违背时令，都会触怒上天，并以旱雨等灾异现象谴告人间。如史书记载，汉章帝元和二年，旱。贾宗上疏认为是“断狱不尽三冬，故阴气微弱，阳气发泄”所致。历代因旱涝灾害而进行清理冤狱、释放囚徒的事例，不绝于史书。如史书记载汉和帝永和十六年诏：“今秋稼方穗而旱，云雨不沾，疑吏行惨刻，不宣恩泽，妄拘无罪，幽闭良善所致，其一切囚徒于法疑者勿决以奉秋令，方察烦苛之吏，显明其罚。”

　　而司法官如能明断案情，核奸申冤，也会感动上天，赐福以报。如《棠阴比事》收录了一则故事：唐玄宗年间，颜真卿任监察御史。五原有一起冤案，长期不能审决，因此此地天旱无雨。颜真卿辨明冤枉，天降大雨，旱情得以缓解，当地人们称此场雨为“御史雨”。在元杂剧《窦娥冤》里，窦娥遭受严刑拷打之后，不得不认罪，但是她愤懑难平，发出了绝望又是最强烈的控诉：“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在行刑之前，窦娥发下了“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三年大旱”三条毒誓，在她死后，一一应验。终究天理昭昭，其冤狱后来得以平反昭雪。

　　天不仅可以谴告，还可以帮助司法官断明疑案。《疑狱集》记述了“赵知录祈天梦猿”的故事，大意是有杨氏母女被控淫乱、杀人，被拷打至体无完肤，官司经年未决。女儿对母亲说：“女旦晚死矣，当求直于神，决不可诬服以丧名。”既而，女儿果然死了。知府委派赵知录审理该案。赵知录怀疑有冤情，就斋戒并祈祷于天。忽然梦见一只猿猴立在案前，赵认为是天对他的启示，应是有姓袁的杀了人，在讯问后，果真如此。类似记载，亦不鲜见。明清戏曲、小说中天助司法官断案的故事，真切地表达了人们对“天理”的信念和对司法公正的追求，所以为广大民众喜闻津津乐道。

　　传统司法文化“天理”信仰的启示

　　“天理”信仰内化为追求公平的本质力量，有效地制约着古代司法官的草率与严酷，对于维护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

　　“天理”信仰归根结底体现了一种对法律和正义敬畏的态度。中国古代法官虽然并无现代意义上的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观念，但他们对司法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司法的基本要求和错案冤案的危害性等，也有深刻的认识。如《疑狱集》序中言道：“狱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王制》曰：凡听五刑之讼，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认为诉讼是天下决定命运的大事，要从良心出发，竭尽智慧，探求究竟，谨慎地查明案情，依据事实来裁判。《旧唐书·刑法志》曰：“国之纲纪，在乎生杀。”《荀子·王制》曰：“故公平者，职之恒也，中和者。听之绳也。”把公平作为处理政事、审理案件的准则，把宽严适当作为处理政事、审理案件的尺度。

　　《荀子》还提出了罚当其罪的主张，认为：“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从治乱的高度来阐明司法公正的价值。包拯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方今民力凋残，国用窘迫，若仍专用刻薄好进之吏，则民不聊生，窃恐非国家之福也。” “天理”内生于人之需求，外化为法律典章，古今亦同；敬畏天理，必然要尊重人性，信奉法律，这应为当今司法者践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