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物 “成为她自己”

　　石一枫

　　熟悉城市某一类生活的朋友，可以想见我这种人小时候接受了怎样一种饲养和教养：一切井然有序，万事皆有组织安排，处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熟人社会之中。大人，能钻营的比老实的混得好点儿，但归根结底是一个阶级；孩子，在学校受宠的放了学老挨欺负，也算生态平衡。岁月不一定静好可是现世大体安稳，所以我潜意识里老觉得吃不肥饿不死地凑合着，就是生活的常态。对于写作来说，这种生活利弊参半。比如有的诤友指出，我的生活阅历不够丰富，这我承认，但转念一想，我毕竟还没麻木，因此看什么还都新鲜，往往也就能从别人司空见惯的常态里看出一点儿自以为非常的意味来。再比如说，我们这个城市的人以玩儿嘴著称，天花乱坠的本事有，但说起正经的事儿又总会流于轻佻，丧失思考的深度，可话说回来，不少苦吟了一辈子的人其实也挺贫乏的，而无所用心之间也许自有一种高远。归根结底还在于对生活的态度，我比较庆幸，已经到了被迫养活自己的年纪，尚未打骨子里认同那些充斥我们今天世道的理直气壮的逻辑。

　　陈金芳这个人物，也正是从这种生活的视角里跳脱出来的。其中未免有失真的夸大和主观的臆想，体察也往往不够透彻，但对于我而言，她有她独特的意义，甚而这个意义也不是她本人所能了解的。芸芸众生，各有各的活法，并不是每个人物都对时代有着那么强而有效的说明性，也不是每个人的命运都足以击穿笼罩在世道人心之上的迷雾。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人的价值平等，但人物的文学价值又不平等。进一步考量一下，陈金芳这种人就像《十月》杂志的责编季亚娅所说的，有点儿“女版盖茨比”的意思，而身边出现这样的人，是因为我们所处的中国与盖茨比时代的美国多少可作类比。或者还可以往远了想去，这样的人物曾经出现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二十世纪初叶的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日本，现在又轮到了我们所处的中国。为什么是这些地方？这些地方的这些人又各自是怎样“成为他们自己”的？其中的流变与对照，相同与差异，似乎才是陈金芳这个人物让我们想到的更多的东西。作为一个个体，陈金芳有着她独特的狂妄、卑微与一腔柔情，但她“成为自己”的活力却是时代赋予她的。也许不是所有地方、所有时代的所有人都有着与她一样的欲望与悲哀，或者也有，只不过恰恰是她活在了今天的中国。由此可以做出判断，我们的社会正在上演跌宕起伏的剧情，我们的城市正处在风口浪尖之上，而这才是身为一个作家所不应该忘记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