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书画的眼力上升到现代学科的高度”

中央美院教授、博导薛永年

　　“在我的印象里，张珩先生在1960年代初的社会声望里更高，同样是书画鉴定专家，他要排在前面，被认为是首席专家。给我印象最深的，过去讲书画鉴定是一种本领，是一种眼力，但听了张珩讲课之后觉得不是（眼力），而觉得是学问。他把这种传统的眼力和本领上升到一个现代学科的高度，建立了他的理论框架与体系。” —薛永年

　　顾村言

　　1962年，徐邦达、张珩（张葱玉）先后在中央美院史论系讲授“书画鉴定”。他们将书画鉴定从感性经验提升到理性认识，最早建立起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理论体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会员书画碑帖组召集人薛永年便是当时的学生之一。张珩的《怎样鉴定书画》就是根据薛永年等的上课笔记整理出版的。在前不久到南浔参加张珩诞辰一百周年研讨会接受《东方早报(博客,微博)·艺术评论》（下简称“艺术评论”）专访时，薛永年认为，张珩先生将书画鉴定作为一门学科首次在高等学府讲授，具有开创的意义，而当下的书画鉴定也存在着一些误区。

　　“听了张珩讲课，

　　觉得鉴定不只是眼力”

　　艺术评论：1962年11月，张珩先生在中央美院史论系讲授“书画鉴定”，作为当时的学生，你的具体印象有哪些？现在怎么看？

　　薛永年：我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培养的第一届本科生和第一届的研究生，而我在做第一届本科生的时候，是从1960年到1965年，我们是5年制，在1962年的时候，我们的老系主任金维诺先生—他是敦煌专家，但他也研究书画，也是国家文物局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他跟张珩、徐邦达他们关系很好。所以他就请这两个人，在1962年给我们讲书画鉴定。徐邦达也讲，张珩也讲，相对来说徐邦达讲的次数多一点，可能是八九次。张珩次数少一点。

　　当初我们考这个专业的时候，招生里就有培养书画鉴定鉴赏人才的要求，我们觉得这个是个绝活，很少有人这种本领。我们觉得这是研究美术史的一个基础，而且老师讲，你对画真假搞不清，那你发表很多意见那都是空中楼阁，所以我们就很重视这个课，就印象比较深。

　　在我的印象里，张珩先生在当时的社会声望里更高，都是书画鉴定专家，他要排在前面，被认为是首席专家。为什么呢？听我们的老师也讲，当时在国内成立了三人鉴定小组，到各地去看画，就是以张珩来负责的，还有谢稚柳和韩慎先，韩慎先是天津的一个老专家。三人小组是张珩负责，此外一个是上海的谢稚柳，天津的韩慎先。后来韩慎先中间就去世了，就换了刘九庵，当时没有启功。启功当时和张珩也是朋友，但因为什么没有参加呢？可能他还是学校的教授，不会有那么多的时间，不是水平问题，这是我们的理解。他跟我们上课是在鉴定的间隙来安排的，他不断地外出。

　　给我印象最深的，过去讲书画鉴定是一种本领，是一种眼力，但听了张珩讲课之后觉得不是（眼力），而觉得是学问。他把这种传统的眼力和本领上升到一个现代学科的高度，建立了他的理论框架与体系。所以说张珩是中国书画鉴定学的奠基者之一，在这以前是作为一种本领和眼光，不是学问，他把它变成学问。他说我们要搞书画鉴定之学，他很明确地讲。怎么建立这个“之学”呢？他就把任何一种传世的书画作品，都由若干部分构成，画的本身、装裱的部分、收藏的印章、相关的题跋、画外的著录等等，他把这些因素都放在一起，然后用辩证法抓住最主要的，引进美术史里边的风格概念，建立了一个新的系统。要判断一幅画的真伪，辨真假，明是非，我们要有依据，不能妄信。依据是什么，有主要和次要的，风格是主要的。风格里面有分时代和个人，期待是印章、著录种种，抓住主体。但有些主要依据不具备的时候，这辅助依据和主要依据还能转化，他这个脑子非常好，非常科学，非常掌握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这是第一点。第二，那时候讲课没有幻灯片，会找一些图片，另外他要描述，张珩就是如数家珍，都记在脑子里。后来我们课下就问金维诺老师，说他非常熟悉著录，说他没有看到这一张画之前，如果是一个名画，他就先去看著录，他脑子好用，看着能把图大体背下来，将来遇到这个画的时候，他就能互相印证了。

　　艺术评论：他从小就跟在祖父后面看书画，而且这也与天资有关吧。

　　薛永年：当然了。把他和徐邦达上课一比就不一样了，徐先生整个讲授都是用的案例，从魏晋一直讲到清代，有哪些重要的画家与作品，他是从前往后讲，每一个人举出几件作品来，真迹有什么特点。在这个过程里边讲一些经验，讲一点方法，不能只是眼睛看，还要考证。他当时并没有构建一个书画鉴定之学的系统，但他有非常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张珩是建立了这门学科，这是给我最明显的印象。

　　艺术评论：听说后来张珩先生的遗著《怎样鉴定书画》最初是以你的听课笔记为主整理的？

　　薛永年：张珩先生是1963年去世的，给我们上课是1962年，他去世后金维诺老师就找我，说薛永年你比较喜欢书画鉴定，你这个课上得也不错，你笔记记得也是比较认真的，你再记几份同学的笔记，以你的为主，你给我们整理一份讲课的记录来，国家文物局领导要。我就以我的为主，加上当时我们班的同学，还有单国霖等的，就整理出来了，后来就被拿走了。过了不久，又有人捎话，说王世襄先生请你去一趟，我就去了。王先生说，你这个记录整理得不错，现在文物局叫我根据美院这些记录，还有另外两次的演讲，都组织起来，整理为遗著，就以你那个为主要架子吧，来加内容。王世襄说以后你可以常到我这里来，我原来也是喜欢搞书画的。

　　艺术评论：怪不得，《怎样鉴定书画》一书中整理者有王世襄，校订者则有启功。

　　薛永年：是，王世襄先生是跟张珩来往比较多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王世襄的母亲是南浔人，舅舅金西崖也是南浔人，张葱玉是南浔人。而且又都是搞文物的，王世襄经常跑张葱玉家去，为什么让他整理呢？就是他原来搞书画，跟张珩关系非常好。启功好像是住得跟王世襄还很近，经常来往，这是第一点我当时的印象。

　　我后来就到博物馆工作了，是在吉林长春。“文革”结束之后我一度是在文物出版社工作的，由徐邦达先生推荐的，编插画集，我在三编，是二楼，三楼就是顾湄—张珩的太太，在一个单位了，是我们年长的同事了，所以我就去找她聊天。我说张先生给我们上过课，对我帮助非常大，张先生还有没有什么比如跟鉴定有关的材料，可以给我继续学习啊？她说有两种，一种是她和谢稚柳到各个博物馆去看画，做的卡片，有每一幅画的内容和评价。我问：我可不可以做一些记录？后来我就抄了她提供的全部卡片，我抄了两个小本子，这等于是张先生（去世）之后，继续跟他学习。又结合我看到的东西，有些东西我看过，这是东北的，他有意见，我就可以去琢磨。还有一个叫“木雁传真”，拿出第一本来，这有好多本呢，你先看看第一本，就是现在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原来那个本子拿给我看。我一看那个比卡片复杂，每个画记录非常详细，我没有能力抄。看了两本，后来因为别的事情出差了，回来就赶快还了。我后来就离开文物出版社了，就回到中央美院读研究生了，然后又留校教书。所以说起张珩先生，一个是《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我原来接触过，现在回头看《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我觉得张先生还是一位传统书画鉴定与文献研究的集大成者。

　　艺术评论：也就是你认为他不仅仅是中国书画鉴定学科的奠基者之一。

　　薛永年：是的，他是这方面的一位集大成者。就他这一套笔记就是传统书画鉴定与著录的集大成，再加上他对每件作品做的考证、判断、鉴定意见非常细，所以这如果结合《怎样鉴定书画》，他既有传统的经验，又很讲究方法论，对于今天要掌握书画鉴定这门学问的要领，和相关的知识经验，以至于方法、路径那是非常重要的，他不是零敲碎打—他都是很细的。这个《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也是按着时代不同的名家来写，很全，包括收藏在台湾的也写进来。他不像一般其他的鉴定家—因为有很多的鉴定家很有宝贵的经验，也有丰富的知识，眼光也都蛮好，但是并没有把它做成学问，而是作为一种本领。

　　因为不变成学问就无法真正传承，带徒弟给他一些耳提面命、口传心授那是一回事，把它变成著作就可以延续下去。包括徐邦达先生的《书画鉴定家论》在理论框架上都没有真正建立，刘九庵先生则没有概论性的文章，张先生是最早提出来的。徐先生和他是同一代人，他们平常也交换意见，但他是最有理论建树的，在学科方面，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因此2000年12月，《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由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因为是影印，有的就很模糊，但好处是它保存了它的墨迹。现在上海书画出版社受顾湄委托，历时四载，对张珩原著进行点校整理，把《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排印出版，内容搞清楚了，有这么两个本子，便于更广泛的传播。作为研究者，对两个版本互相比照，也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做得非常好，而且是按照文集的角度，把张珩先生这一个最重要的鉴定家他的著作汇集起来，《怎样鉴定书画》也好，笔记也好，日记也好，诗稿也好，包括《韫辉斋藏画》也可以再重印一下，那个很精，郑振铎说张珩“学邃见广”，学问深，看得多，深邃，见识博广，目光直透纸背，真赝之作立辨，没有办法逃脱他的眼光，这是给他写的序言中所说的。

　　艺术评论：郑振铎与张珩关系十分好，而且这个与他家学渊源与富于收藏很重要的。

　　薛永年：因为他爷爷就是喜欢藏书，也有书画，他父亲，他叔叔，他堂叔是张静江，张静江的舅舅就是庞莱臣，有家庭环境的因素，也有本身的天分。

　　艺术评论：确实是不容易的，再往以后或许没有这样的时代背景，也没有这样各种因素产生这样的人了。您觉得随着《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点校整理本的出版，对张葱玉的研究是否可以更加拓展一些？

　　薛永年：其实研究张葱玉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研究他们这一代人，包括比张葱玉还早的庞虚斋等等，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贡献是怎样的，我们的研究可以往这些方面更加拓展开去。就我个人了解的情况而言，张珩先生作为文物局的领导干部，很能够识人用人。刘九庵就是他给调动的，他发现刘九庵在那批人物当中比较优秀，而且都是小名头，不是特别大的，这个字画特别是书非常熟，他认为这个人有用，就建议调到故宫了，故宫修复方面还有谭欧斋等一批人，也都是在张珩的努力之下，把他们纳入到国家的轨道，不再去做赝品了，而是做书画精品的高档次复制去了，这方面他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他很有原则。后来谭区斋家里边有姨太太吧，还在制作假画，是北京别的专家经手的。（被查到了）谭区斋就托人找张葱玉问是不是能放一马，但他很讲原则，假的就是假的，你再搞歪门邪道那他不干。

　　当下的书画鉴定传承

　　与误区反思

　　艺术评论：觉得他把书画鉴定作为一个学科，作为一个体系架构起来，对于你们以及其后学生来说，在书画鉴定学科体系传承方面或许提供了很多便利，可不可以这样讲？

　　薛永年：我们在中央美术学院在“文革”之后的新时期里边，国家文物局委培我们，培养书画鉴定硕士生的原因就是因为张珩、徐邦达在这里授课，给我们打了基础。我在美术系统工作，其后我们会按照老先生的思路来设课程、教学生，比如说我们设的课程，当然我们是馆、系合作，把刘九庵这些鉴定家也吸收进来，我们学校的老师也发挥作用。比如授课，就要有书法鉴定的概论，同时还要有书画鉴藏史，还要有书画鉴定的个案研究，完全按他这个框架，我们来讲课，所以像北京故宫博物院书画部主任曾君就是我的学生了。

　　艺术评论：这算是很好的传承了。

　　薛永年：是的，虽然张珩先生很早就过世了，但他在书画鉴定学科的贡献是太大了。

　　艺术评论：确实是。您觉得张珩先生在学院开创了中国书画鉴定学科，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关于书画鉴定有很多的案例，包括之前的《功甫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