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书札记二则

　　“毡裘气”与“士气”

　　宋黄伯思《东观余论》载：“后魏北齐人书，洛阳故城多有遗刻，虽差近古，然终不脱毡裘气。文物自永嘉来，自北而南，故妙书皆在江左。”黄伯思所谓北朝书法有“毡裘气”，当是对异族统治所心存的芥蒂，故而延及书法。明人杨慎云：“丁道护《襄阳启法寺碑》最精，欧、虞之所自出，北方多朴，而有隶体，无晋韵，谓之‘毡裘气’。盖骨格者，书法之祖也；态度者，书法之余也。毡裘之喻，谓少态度耳。”（《墨池琐录》）杨氏之论有所发挥，以无晋逸，谓为“毡裘气”，并因北书多朴而少态度，来说明毡裘之喻。当是对黄氏“毡裘气”的误读。

　　《佩文斋书画谱》载《元钱选论画》谓:“赵文敏问画道于钱舜举：‘何以称士气？’钱曰:隶体耳。”钱氏以“隶体”谓“士气”与杨氏“有隶体”谓“毡裘气”。二者所谓“隶体”当为不同，钱氏所谓“隶”当与“戾”通。古人有“戾家”（隶、利、力家）之说。宋张端义《贵耳集》载:“文人才士无以自见，碌碌无闻者杂进。三十年间，词科又罢，两制皆不能当行，京谚云‘戾家’是也。”近人启元白曾作《戾家考》一文，谓：“今人对于技艺的事，凡有师承的，专门职业的，技艺习熟精通的，都称作之为‘内行’，或说‘行家’。反之叫做‘外行’，或说‘力把’，古时则称之为‘戾家’（戾或作隶、利、力）。”“戾家”用在书法绘画上即指文人（士大夫）书画家非所谓的职业（宫廷）书画家。故钱氏所谓“隶体”当为“戾家”体有关，盖指文人士大夫所作书画，而非书体中的“隶书体”。元末曹昭《格古要论》载:“赵子昂问钱舜举曰：‘如何是士夫画？’舜举答曰：‘戾家画也。’子昂曰：‘然。余观唐之王维、宋之李成、郭熙、李伯时，皆高尚士夫所画，与物传神，尽其妙也。近世作士夫画者，缪甚也。”可作例证。

　　论“汉魏之楷法遂废”

　　朱熹所谓“汉魏之楷法遂废”，若以楷书而论，则去古愈远，钟、王遗法愈少，降及隋唐已不存，遑论两宋。究其缘由则“爱妍而薄质”的今古书法审美的变迁是其根源。有清一代碑学运动的发生以楷书系统重返篆隶系统为依归，而这一思想的根源则以朱熹“汉魏之楷法遂废”的叹息而生发。又以篆隶书对楷书所具有的“高古”意义的提出而推进，明《荆川稗编》载元人刘因论书文字云:“学者苟欲学之，篆隶则先秦款识金石刻、魏晋金石刻、唐以来李阳冰等，所当学也。正书当以篆隶意为本，有篆隶意则高古。”又郝经《叙书》载:“凡学书须学篆书，识其笔意，然后为楷，则字画自高古不凡矣。”刘、郝二人皆为程朱理学大家，书学思想上承朱熹也是理所当然。碑学运动的思想根源与推进是否与理学有关，还不好说，但至少可以肯定理学对篆隶系统的复归当有影响。